二十年之审美变迁
“20年前，人们通过电视来收看影视作品，留下的回忆，以及对俗、美、笑的记录，呈现出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。
20年后，意见领袖与芙蓉姐姐等伴随网络相继出现，人们也开始通过微博、微信来感触世界、分享观点。《新编辑部故事》此次在乐视网与三大卫视同步播出，这也显示出互联网时代给予人们的全新视野。”
俗 从痞子王朔到粗鄙“屌丝”
如果那会儿就有乐视网这样的播放平台，《编辑部的故事》在1991年那个冬天引发的点击量，可能比现在一年所有国产剧加起来还高。说万人空巷，那是高看了它，那一年还有《雪山飞狐》，但是笼统地说一句收视优异，绝对是低看了它—它的影响力有多大，80后们回顾他们的童年，也许会记得一个火腿肠广告，冯巩贱兮兮地问葛优：“想啥呢？”葛大爷一翻白眼：“想戈玲！”这时火腿肠登场，“还想戈玲吗？”“戈玲是谁？”戈玲，就是《编辑部的故事》的女主角，吕丽萍演的那位。
此后，明星越来越多，角色越来越少，用剧中人名而不是明星打响广告，从此绝响。
经典，似乎是20年后，我们用来审视《编辑部的故事》时，最容易加上去的定语。可是20年前也是如此吗？对于过去，人们总是习惯埋头于一种想象出来的美好当中，如果真的坐时光机回去看，90年代初的市民生活也无非是一地鸡毛，而《编辑部的故事》的编剧王朔，也正面对“首都文艺界”的口诛笔伐。主流价值观仍然沿用官方话语那一套，一时间“大毒草”这类阶级斗争词汇都一股脑儿往外蹦。后来冯小刚抓住中央领导下基层的机会，问主管文化的李瑞环看没看过，李瑞环回答看过，是电视剧的一次突破—对《编辑部的故事》的讨伐于是戛然而止。
王朔后来写书说自己“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”。“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，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。只有给他们打掉了，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”。
那段时间，王朔一直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名言，进行逻辑上的自污：你们丫不是以文人名士自况吗，OK，我偏偏低俗给你们看。情绪的反弹进入剧本，便构成了《编辑部的故事》的叙事策略：知识分子只能埋汰自己。
有意思的是，邓小平南巡后，中国变得太快太狠，以至于后来的知识分子除了自污，根本无力抵抗消费文化的洪流，于是在某些场合，“低俗”反而成为了“高雅”的通行证—当然也有例外，20年前那个圆熟的冯小刚，如今转而跟词型粗鄙的“屌丝”过不去；而他的故人王朔，十年前和金庸的论战风头无两；现在又过十年，互联网进入了人们的生活，将痞子王朔为代表的一群人替换成了“屌丝”。在《新编辑部故事》播出期间，老版也再次搬上荧屏。人们现在可以通过乐视网的多个播出平台同时收看。俗的定义每个年代都不同，变迁也十分明显。而当下在同一个平台，且也能在同一时间，穿梭、来往于二十年间，深刻感受着俗文化的变迁。
美 意见领袖倒掉了，芙蓉姐姐起来了
大众审美的风向标向来难以捉摸，读中学的时候你想不通我们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个时期以胖为美，工作了以后你想不通为什么洞洞鞋会成为人们的心头好，现在你或许也想不通，为什么互联网时代，芙蓉姐姐成为了明星。这亦是互联网时代兴起后的改变。
回首是二十年前，人们守在电视机旁看《编辑部的故事》时，讨论着粮票、出国、分房子等话题。后来，互联网进入中国。起初人们严肃地上网，严肃地发表意见，把它当做科技的福音书，敬而畏之。90年代末，上海的网吧40块一小时，同时还卖蓝山咖啡，从价格上看，想不精英范儿也难。谁知道摩尔定律真的那么冷酷，也就两三年时间，人们虽然还在网上讨论国家大事，但更多的人上网看张艺谋和章子怡的所谓秘闻？？
二十年后，互联网在中国迅速发展，尤其是新媒体的渗入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、理解方式。而人们讨论的，也开始是白富美、流感等网络热门话题了，这亦是时代变迁的印记，也是人们审美观的变迁。
而《新编辑部故事》故事里，《人间指南》杂志因陈好所扮演的角色“安妮”的加入，也正式更名为《WWW》。剧中的这些情节所折射出的，是互联网时代对传统媒体的影响。而剧外，人们开始通过多个终端观看影视作品，且通过网络平台表达着自己观点、意见，以及对热点的关注。随着互联网深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后，这也影响了人们对各种新闻事件和人物的关注、理解、分享等一系列链条。而以乐视网为代表的视频网站，也成为了文化的一种载体，传递着人们对美的判断，以及自身的审美观、价值观等。
如今，在这种新媒体时代下，人人都是媒介，人人都能出名15分钟。于是，意见领袖倒掉了，芙蓉姐姐起来了；大众的狂欢过后，《人间指南》从文学刊物，变成了时尚杂志。
透过《新编辑部故事》来看，其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互联网时代到来后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和变化，也折射出了人们审美的变迁。
笑 不单为电视剧里的喜怒哀乐
而喜怒哀乐笑是一种反馈，笑的背后是一种态度的表达。不过，笑中有泪，也有苦。笑的背后，也正是一部剧集折射出的文化、观念的变革。这种变革，正是互联网时代变迁背后的产物。
对于笑，二十年前看完电视后多为一笑而过，而对于桥段，大家只能用口口相传的方式讨论着，而如今，新媒体时代下，现在我们更喜欢通过视频网站来看影视作品，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的便捷，也是因为通过互联网平台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。宣泄方式也不再是以前的一笑而过了，而是可以通过互联网、微博、微信等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情绪，互动分享。比如，以乐视网为代表的网络视频播出平台，它不仅有自己的官方微博、微信，还可以使平台与微博、微信形成互动，让网友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。所以，也才会有了“甄嬛体”“新编体”等。这也是新媒体时代下，人们对于笑背后的态度表达的一种进步。
恰逢此时，《新编辑部故事》在乐视网与三大卫视同步播出，网友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，且还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观点。
而老版《编辑部的故事》与《新编辑部故事》在关于“笑”的方面，导演郑晓龙也有自己的变化。20年前郑晓龙说他只能嘲讽“知识分子本身”，20年后他接受采访，说嘲讽“娱乐圈本身”总可以吧？
从这一点讲，《新编辑部故事》倒也继承了王朔的叙事策略：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，说出来让大伙儿开心开心嘛；只不过20年前，进出杂志社的多是一稿多投的、死要面子的小文人，现在是宛若莲花的女明星，莫名其妙的真人秀。然而，赚赚稿费的小文人、包括剧中的小保姆，势利眼，毕竟和大众还有身份上的连接，对观众来说是“我者”，但时尚和明星圈子，显然是大部分观众眼中的“他者”，观众不再是剧中人物的被投射者，而是围观者，我们因为对贫富差距感到不公，便在明星落难时踹上一脚，然后哈哈大笑—就像剧中一口牛津腔的陈好突然切换频道到山东话，你笑了：所谓的时尚先生和女士，原来也是个屌丝嘛！
年来，不仅笑声的内涵悄然变化，笑声的来源也在改变—我们不单单为电视剧里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，电视剧的消费模式不再是单向地贩售剧情：《甄嬛传》让你流泪，但网络上的“甄嬛体”却让你欢笑；新闻可能是冷冰冰的，但评论却可以是爆笑的。电视剧的发行商很快意识到，既然网民自发式的狂欢捉摸不定，不如就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，自己来制造狂欢。乐视网COO刘弘说，“我们准备将剧中的金句集结成‘新编体’，通过网络的平台让网民参与讨论、分享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