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剧，也许是影视行业里最苦闷的一个工种，因为“十活九黄”、因为“被甲方逼着改到发疯”、因为“亲生儿子最后面目全非”、因为“一催尾款就是各种玩消失”…… 编剧的吐槽总会让你感觉他们的工作里特别缺少尊重与诚信。
然而，如果真的和编剧从业者坐下来聊天，你会发现他们在工作外大都乐观、自信、活泼。这大概是因为“编剧”既存在入行门槛又呈现出高淘汰率，但凡能够吃稳这碗饭，都挺不容易。
编剧的工作形式非常丰富，有人保持自由身、有人组搭档团队作战、有人签约进公司或工作室；编剧的入行途径非常多样，有人是专业院校科班出身、有人是作家跨界、有人在片场摸爬滚打、有人是转行而来。
无论是哪类编剧，他们入行的初衷和坚持的理由无外乎两个——理想与现实。
随着疫情将影视行业盖章“特困”，编剧群体也经历了最密集的离散潮。看看离开的同伴，看看手中的项目，他们不得不重新掂量理想与现实的权重。近日，影视独舌对话了三位青年编剧（两男一女）。他们的讲述，让我们窥见了编剧从业者于疫情前后的心境变化。
以下，是三位编剧的讲述。
“编剧应该尝试进入核心圈层”
我中学时语文成绩特别棒，作文经常满分。因为总被身边的老师、同学、亲戚夸，自己也就动了从事写作的心。后来发现，编剧行业很难靠天赋轻松应对。我认识几位拿过白玉兰奖、金鸡奖的大编剧，他们也做不到“张嘴就来”“下笔成章”。剧本体量太大，没有一个编剧不是努力型。
《巴顿·芬克》中的编剧巴顿（约翰·特托罗 饰）
入行前我是做段子手的，入行后很幸运，第一部参与编剧的剧就播得很红。入行十多年，虽然遇到过难处，也不算做得有多好，但还真从来没想过要放弃。只是中间曾暂停写作，去穷游了两年。
我确实蛮喜欢旅游，或者叫旅居，因为能够深入到陌生的环境，陌生的人群。坐在街边观察当地人的生活状态，和他们聊天，去猜陌生行人的人物关系……这很像上学时课堂上的思维训练。近几年随着疫情的影响，大家越来越适应线上沟通，我甚至可以带着项目旅居了。
早年曾遇到一件比较奇葩的事。大家都听说过演员会遇到潜规则、性骚扰，没想到做编剧也有可能遇到。当时我和一位导演在他公司聊剧本，时至中午，他问我要不要午休。于是我们来到一间休息室。他拿出手机，播放了一段震惊我三观的录音——他偷录的一位男孩的叫床声。由于感到极为猥琐，我立即选择了逃离。还好这种事只发生过一次，不然我破碎的三观就很难愈合了。
《子弹横飞百老汇》中的剧作家大卫（约翰·库萨克 饰）
如果总结十年从业经验的话，有两条很重要：一个是敢于及时止损；一个是应该尝试进入核心圈层。
我遇到过一个IP改编项目，一开始他们要原著本身的大男主，写了几个月后，他们要改成大女主，重写两三个月后，又要加入穿越元素。每次都是推翻式修改，前后两年时间，连个大纲都没敲定，费用也就无从结算。因此说，编剧接项目一定要先开火眼金睛，能筛则筛、能避则避。要是真赶上这种超级不靠谱的，一定要敢于退出，及时止损。
尽量减少单打独斗，要学会寻找靠谱的合作伙伴，要善于借助他人的力量攻克难关。做编剧的，入行初期都是“十活九黄”。如果你能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团队，有认可你的前辈老师带着你一起去做周期长的大项目，你就具备了抗风险的能力。
比如这次的疫情。三年间，大公司也会裁减编剧部门，小公司更可能直接转行不干。我有两位曾经写过卫视剧的编剧朋友，都不得不去找其它工作了。我之所以没受太大影响，正是因为现在参与的这个项目够大，背后的公司实力够强。三年期间，这个项目一直在推进，虽然进度比预期慢，但阶段性的费用都能给到。
《日落大道》中的编剧乔（威廉·霍尔登 饰）
千万不要在署名上妥协，因为制片公司都是看署名作品的。你的软弱可能会导致路越走越窄。催款肯定是编剧的常态。我曾为了仅仅三万块的尾款，就花了一万块钱去打官司。还有一次，我只是把咨询律师的聊天记录发给了对方，半年毫无音讯的拖欠款当天下午就收回了。
法律手段在编剧维权时还是很好用的。而且现在编剧打官司也并不复杂，只要合同签得规范，用手机法庭就能解决，甚至都不用请律师。
“成为母亲后，我必须考虑生计”
我很热爱写作，但做编剧从最初到现在的动力只有一个——赚钱。
《南海十三郎》截图
读本科时我就开始写小说，写中短篇，投稿给杂志能得1000元左右的稿费。很显然，未来不能指望这个养活自己。当时班上有一个同学已经在接剧本的活了，我就问她收入怎样。她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：“还蛮多的。”
我第一个编剧项目就半途“流产”了。那是一个由我们学校老师牵头的动画电影。当时对审查什么的没有概念，老师说想要做《南方公园》那样的成人向动画，于是我们就加入了很多犀利的、针砭时弊的内容。现在回想，这种项目注定会难产嘛。
《南方公园：后新冠时代》海报
迄今做编剧快十年了，我从来没奢望过写出票房多少多少、播放量多少多少的爆款，没有定过类似的目标。可能是因为我把理想倾注在了小说那边，所以在编剧这边的心态就很平和。别人认同我写的东西，能拿到钱，我就很快乐；不认同我写的东西，拿不到钱，我就很沮丧，特别纯粹。
四年前，我的先生从宣传片导演转行为影视编剧。我们夫妻俩就成为了搭档。他是完美主义者，和我反差很大。比如每次写完一稿，无论写得好坏，我都会变得很放松很愉悦，赶紧琢磨去哪里吃好吃的；他则相反，写完了心也松不下来，总想着哪里还能再改改。
初期磨合肯定会伴随着激烈的争吵，有时候甚至会因为对方的思路而感叹：“原来你是这样的人！”“原来你对XXX的看法是这样的！”
磨合出默契后发现，有个写作风格互补的搭档，其实挺好的。他包容我，我也不跟他较劲，确实能够在改来改去中提高质量。如果两人都是完美主义者的话，怕是会碰撞得很激烈，都很难受吧。
《笑之大学》截图
编剧之间互相羡慕的可能不是天赋，而是精力和效率。比如当年上学时，听说有位老师只用一个星期就完成了一部20集电视剧的本子。光说这速度就让人不得不服啊。还有就是很多老师都是兼顾着剧本写作和教学，精力之充沛也是让人十分钦佩。
为什么我会羡慕别人的精力呢？是因为有了宝宝后，我的心境发生了很大的转变。
很多人觉得疫情导致了影视行业进入寒冬，其实我的体验，早在2018年，税务风暴开始后，活就开始变少了。再加上我2017年底怀孕生宝宝，于是便进入了一定程度的“躺平”状态。
疫情刚来的时候，我的时间正好被孩子占满，根本顾不上关心行业怎样怎样。我最好的三个做编剧的朋友，有两个在疫情期间离开了这个行业。
一位是疫情时回老家照顾生病的家人，结果因管控迟迟回不了北京。本来这两年影视行业新开的项目就少，回不了北京就更难接到活。虽然她后来得以返京，但依然接不到项目，仅过了三四个月，便彻底放弃了这行。
另一位的经历更波折，看到疫情的势头不对，便想找个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，结果进入了更惨烈的教培行业。后来她又做了一段时间和版权交易相关的工作，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北京。
让我特别有感触的，不是他们离开了编剧这个行业，而是他们对北京这座城市展现出一种难言的失望。
《离开拉斯维加斯》中的编剧本（尼古拉斯·凯奇 饰）
说回我自己，成为母亲后，我就必须要为生计考虑。因为要还房贷和养孩子，每个月1万多的固定花销就那么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。以前有项目找上门，我还会顾虑一下它能不能成。现在的我就不会多想了。我更看重的是家庭是否能有稳定的收入。至于项目成不成，有它自己的命。
最近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艰难的选择：一边是一部短剧，对方画了一张120万的大饼，但我俩都不喜欢；另一边是连载小说，每个月4000元稿费，是我曾经梦寐以求的机会。
我，该选哪一个呢？
“三年没饿死我，就还可以谈理想”
我是理科生，高考考五门，语文分数最低。可是阴差阳错，大学毕业8年后，多了一个新身份——电影编剧。
《特朗勃》中的编剧特朗勃（布莱恩·科兰斯顿 饰）
为了解答亲戚和同学的疑惑，我总结出一个连自己都信了的理由：阅片量大，逻辑性好。如此说来，我应该算是影迷型编剧——写剧本的动力，是出于对电影的热爱。
那几年，我基本上每年的看片量都能超过400部，熟悉各种类型片的套路。借助贵人的赏识和提携，我的第一部院线电影以约200万的成本获得了1100多万的票房。
作为一名影迷，我竟然在豆瓣和IMDb上见到了自己的页面！
随后，很多类似的小成本院线电影的项目陆续找上我。我也很快便体会到了编剧行著名的“十活九黄”。连续遭遇数次初稿写完对方就失踪，我不得不反思一个问题：自己写的东西究竟行不行？
说不行吧，对比影院里的那些新片，也没有差啊；说行吧，反正人家制片人不再推进了，你不问就没消息，你问就是拉不到投资。
疫情的到来，对我这种自由编剧的打击是毁灭性的。因为小公司的小成本项目几乎都停了，头部公司又不可能看得到我们这种脚部编剧。转行避无可避、迫在眉睫。
《改编剧本》中的编剧查理（尼古拉斯·凯奇 饰）
理想是什么？是写出让自己得意的作品。现实是什么？是吃饭、睡觉、穿衣、看病。没有人能在不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谈理想。同理，既然疫情三年没饿死我，就还可以继续谈理想。
其实能做编剧的人，想赚取个基本收入并不难。我的很多编剧朋友，疫情期间都有其它的生财之道。有的去写剧本杀了，有的去做自媒体了，有的去做短视频写手了，有的去录有声书了……
虽然现在不至于为钱发愁，虽然很讨厌熬夜和开会，虽然“十活九黄”的状况不会立即改善，但是随着行业复苏，我，又回来继续接活了。
